我从此没有再上学，没有再过一次泡中的门。噢，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东西，一个地方，一个人，曾经和你粘得那么，就像一团泥粘着一团泥。可是后来掰开了，说掰开就掰开，除了糊糊的记忆，也就和我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朱朱破涕为笑，她说，因为你没心没肺啊。

朱朱的学校在云南的一座边境小城，靠近滇缅公路和澜沧江。她几乎每天都要给我写信，说那里光如何烈，人蕉如何鲜艳，而日如何寂寞。最后她总以这么一句话来结尾，来看看我吧，风？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前几天我在一份《过路客》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居然是伊娃写的。你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伊娃吗，就是那个有八分之一俄国血统的女才。我是在一个汽车站转车时读到的，确切地说，是翻到的，我读什么书呢，随便翻翻而已，翻翻照片、漫画，等等等等。我先看到了伊娃的照片，我一就认了她的鹰钩大鼻，虽然鼻上架了一副大镜，耳朵上挂了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我还是确信她就是伊娃。伊娃看着我嘻嘻地笑着，这是她从未有过的表情

朱朱几乎是和我同时离校的，她是警察的女儿，被内招到一所武警护训学校。她是穿着警服和我告别的，大的警服把她衬托得更加弱了，就像草原会把一只羔羊衬托得更加渺小一样。她拥抱了我，还用纸巾了我的睛。其实我一没有泪，倒是她的泪了我的衣服。她说，别忘了我。我笑起来，刮了刮她翘起来的鼻尖，我说，天，怎么会呢？

我开始找地方打工。我打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的那家小店，那个老板就是小拳。后来，就是火车站的批发市场，再后来，就越走越远了，去过外地，外省，外国，在东北、云南那边都跑过边贸。我随带着刀，可从来都没有用过。外边的世界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况且我也不是嗜血的人，我带着刀，只是像随带着一个朋友。晚上摸着刀睡觉，我不会到太孤独。

我跟爸爸说，我要走了。我不念书了。爸爸说，走吧，你走吧。你也不容易啊。

一个字。

走吧，他说，走吧。他挥挥手，朝着门外。门外的光线亮得耀，就像电影里拍摄的陕北窑，当然，是从里边往外边拍。

我说，你要我走吗？你是说，走者，走也吗？

我没有过完留校查看的日，我就把我自己开除了。当初我多么害怕被开除啊，爸爸那么弱，我总怕我被开除了爸爸怎么活？我现在才晓得，男人上最摧不垮的东西，不就是弱嘛。

测字先生在黢黢的光线里看着我，看了又看，忽然嘿嘿地笑起来。他把桌上的零钞仔仔细细地，从一只手拣到另一只手，然后送到我的面前。他说，走吧，姑娘儿。

测字先生摇摇，又嘿嘿地笑，他说，这个姑娘儿有意思，有意思。走吧，啊？

我说，那就测分吧，老爷爷。

测字先生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反义词应该就是分了。

我说，什么，老爷爷你说什么呢？

我一下哑了，嗯了一会儿，说，合的反意词是什么？

测字先生穿着不长不短的袍，留着不长不短的发，既像一个和尚，也像一个教授。他说，测什么字呢，姑娘儿？

而我几乎没有给她回过信，我不晓得该写什么。而且她的信都寄到我家里，我回家的时候，信已经有一大堆了，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装压缩饼的铁盒里，迷彩的盒让人联想到云南。读着她的信，我会觉得很安宁。即便这个世界都把我遗忘了，还有朱朱记得我。但我不知该给她写什么，我写的信应该回她的哪一封信？于是我就脆不写信，我到现在也没有回过她的信。噢，朱朱，反正她都觉得我没心没肺的，对不对？

陶陶被金贵其不意打败之后，也再没有去过学校了。至少，没有人见他白天现在学校。后来，他也没有能够到尼斯酒店去，像尼斯太太说的，担任大堂经理，或者是大堂助理。我再没有看到过他，很多人也都没有再看到过他。朱朱在来信中说，天晓得朱朱是怎么晓得的，他去了哈尔滨，在一家不大不小的酒店工作，站在大堂的大玻璃门内，负责开门和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