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他？”“他，”阿生眨眨问“是谁？”“你自己知。”“我喜你，彩芹，我们一起长大。”“你喜好了。”“你不喜我？”“你自己知，太好了。”“你想想吧。”“还是你想想不要滋事太多，你把他揪来什么？人家打仗的时候你在什么？”“我们一起在沟边泥娃娃，记得吗？”“我记得那时他回来脚上蹬着咕吱吱作响的茶靴，把我阿爸的东西驮回来，在沟边给我们一人一大把生糖和饼，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饼。”父亲当兵七年，当两年，回家来时赶着一匹和一驴。背上四只绿的弹箱，驴背上两只皂箱。两只箱是各式单棉绒军服六。一只木箱里一个打得方方正正的被，一只木箱里是一条狗褥和一条军绿帆布的褡。驴背上的两只箱一只盛着一双靴，三条带和四双军用胶鞋。另一只用白的降落伞上割下的绸包着日记本两个，钢笔三支，一捆战地油印小报，一夹卡宾枪弹，一个掏空心的甜瓜式手雷，一只壶，一只琴，一本《红岩》，一本《青之歌》，以及几本《星星》诗刊，其中两本还留着火燎的痕迹。到阿生把目光瞄准那只木箱时，军衣已穿破了三，母亲无论费多少手脚也难以把那些碎片连缀在一起了。也是在那时，我又发觉箱里还有一只苏式船形军帽，里面别有几枚铮亮的勋章。

她嘤嘤的温柔的哭声在透过窗棂斜屋的光中飞舞。那夜我梦见一群金蜂环绕着一个溢的蜂巢。

幸好那时父亲为自己新生的女儿和彩芹老师炽烈的情所鼓舞，显得有些振作了。三十二天之后，妹妹脸上的红褪尽，一双漂亮无邪的小睛大睁开来注视着这个并不漂亮无邪的世界。她红的小嘴抿在一起，鼻翼随着平稳的呼轻轻翕动，我们一家三双睛落在她脸上，煮开的茶壶嘟嘟作响。妹妹睡熟了，她平稳的呼使家中经久不散的苦味消散了。父亲和母亲默默对视，脸上的皱纹舒张开来。我从自己尖上品味到一些没有吐的平和愉快的言辞的味。

团支书嘉央竭力要取消我参军的资格，换上她弟弟，就说我家是漏划地主。两年后，旧事重提。阿生对工作组长说，我们尔古村有漏划地主，而他知那人是谁。他说那人早该揪来了，那人有六个木箱的财。他对彩芹老师也这样说过。

的手扳住我瘦削的肩膀，我就这样让她到我的瘦弱，我因为这个害怕逃下床，逃离了她丰腴的烘烘的。

我想知。所以，狼路上那些不间断的树丛、岩石、土地和村庄、泉，以及光下风雪中雨雾中的人群都未能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我一心系念的仍是那座林中溪边的小小村庄以及村里的人。

她把嘴迎向我时，我退缩了。她说：“就当是替你阿爸。”走上灰黎明时分空的大街，看到一条和一无所有的黎明一样颜的空的大路逐渐消失在茫茫群山的苍翠中间。我实在是难以确切地知一条路，一件看来和以前发生过的别无二致的事情，一个人的命运，乃至这无情而恢弘的世界哪里是开始，而结束又在哪里。

我将转时，她说：“吻我一下。”我冰凉的嘴到她温的额角。

“我们都还不到四十岁吧，雍宗。”“不到四十。”“我们不老。”“离老还早，阿来大了，女儿这么净。”“她能长大吗？”母亲幽幽地哭了。

她在暗中叹气，说：“好吧，人的都一样。”早上，她醒转过来看着我穿上我破烂的衣裳，看我又恢复了一副狼汉的模样，光的一声不响。